马来西亚独立后曾效仿英国建立起一个允许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但由于国内特定环境的影响,始终形成不了多个势均力敌的政党,因而也不可能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政治,相反,却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一党独大制政党体制。这一体制有以下特征:

    第一,“国阵”不是一个合作基础有限的临时性政党联盟,而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形式、有严格纪律和严格议事程序的统一的政治实体。“国阵”尽管参加党派众多,但各党并不能各自为政,而是必须按“国阵”统一的章程行动。“国阵”除有中央一级的组织机构外,在州一级以及各选区均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国阵”的章程规定,基层组织及党员必须绝对地服从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统一指挥。最高领导机关为最高执行委员会,每个成员党至少有三名代表参加最高委员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均由巫统主席担任。在政治运作上,“国阵”遵循“高层”、“秘密”、“妥协”的议事原则,强调精英政治,反对大众政治,尤其禁止公众对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决策过程只限于政党联盟中各成员党领袖之间。“对于各政党的关系,党的中层、基层领导无权处理,必须由各党领袖在执政党联盟中的最高决策机构中进行解决。”坚持决策过程的秘密性,不得将政党领袖的观点在本党扩散,更不能在本党和群众中进行煽动对最高决策机构及其决议施加压力,决策一旦做出,就要成为各成员党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另外,高层决策不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而是以说服、协商、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的方式,这一过程巫统起着重要的主导和协调作用。

    第二,“国阵”内各政党的权力地位是不平衡的。尽管各成员党均是平等的参与者,但由于长期政治运作形成的惯例,巫统在“国阵”中享有较大的领导权,其他党很难,也无能力在“国阵”中起主导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巫统领导人通过法律手段和巫统控制的暴力机器确保巫统的核心统治地位。二是其他一些小党因其政治影响力太小,想借助参加“国阵”之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分享一定的政治红利,因而情愿处于受支配地位。三是对华人来讲,上层华人大多拥有巨额财产,“5·13”事件中的惨痛经济损失已给他们太深的教训,因此,他们宁可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而华人中下层,尽管他们有强烈的民主、平等要求,但在马来人经济地位较低,民族偏见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公开的、大规模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而他们也采取忍让态度。

    第三,“国阵”中各成员党的民族特性十分突出。一般来说政党的分野要么以社会阶级为基础,要么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而马来西亚各政党的分野则以民族为基础。巫统、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分别为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利益代表,其他一些小党也是以民族为划分基础。同一民族中的两个党其差别只在于各自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已。马来西亚也曾有过建立多民族政党的尝试,以求模糊民族界限、淡化民族偏见,但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因无法得到民众认同而宣告失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所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造成了民族间太深的隔阂,使民族观念超越了阶级和其他一切政治观念,民族利益成为政治活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第四,“国阵”的政策具有鲜明的现代化导向性。“国阵”内的高层领袖均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很多是留学欧美的归国者,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倾向。他们的政治视野不囿于狭隘的地方利益或集团利益,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来定位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个人及执政党的目标任务。因此所形成的政策如拉扎克的“新经济政策”,马哈蒂尔的“新发展政策”等都具有现代化的导向性。政策除注意平衡民族关系外,特别把发展经济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认为只有经济高速发展才能为解决国内民族矛盾创造条件。这些建立在大多数人认可基础上的政策经过细化后形成的发展计划、目标等,对各民族均具有凝聚和激励作用,并有效地把马来西亚推上现代化的进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