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质量与公平问题

    1996年4-6月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对分布在希腊、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西班牙的20个合作办学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在国外实施的教学计划的质量得不到完全的保证。这一结果使人们对各种合作办学的质量颇为担心。人们还担心,大学企业化后,学费将急剧上涨,当高等教育变得很昂贵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付得起选择的费用时,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为了保证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发了两部对高等教育有直接影响的法案。第一部是《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法案》(National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 Act),政府将设置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第二部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Privat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t),政府将对建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严格的要求。1997年,又成立了国家认定委员会(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对由私立机构授予的证书、文凭、学位的水平和质量控制制定了相关政策。为了防止因大学企业化后学费上升而剥夺贫穷子弟上大学的权利,政府决定从1996年的新学年开始,除了医科之外,大学学制一律由过去的4年缩短至3年。这样,既可以使更多具有专业资格的人才早日投入社会工作,肩负国家建设的重大任务,又可以减少学生求学的开销,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可谓一箭双雕。同时,还可能效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先读后付”的制度,让学生毕业有了一定的收入后,开始缴还学费。在第七个大马计划中,总值15亿元的款额将拨给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供在国立大学或私立大专攻读文凭课程的学生申请贷款用。此外,还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定额招生制度,给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居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到公立机构学习,还给他们到国内或国外求学提供大量的奖学金和贷款。

    2.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映,只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改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就不可阻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的同时,如何保持本土化的特色,避免全盘西化,延续本国的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充分认识到,国际化不等于西方化,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也要向国外输出本国的文化和教育,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吸引国外学生到本国的大学学习,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开放教育领域,包括开放私立大学,到国外开展马来西亚教育展,放宽教育签证政策,解除印尼学生来马学习需交5000美元保证金的限制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1997年金融风波爆发之前,在马来西亚公立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外国学生人数只有4000人,1998年增加到1.1万人。在努力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加强本国文化传统的教育,根据1996年颁布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所有私立学院必须教授马来西亚研究(包括伊斯兰教和亚洲文化)、伊斯兰研究(针对穆斯林学生)、道德教育(针对非穆斯林学生)等课程,以防止文化传统的丧失。

    3.市场取向和学术取向问题

    大学的价值取向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公立大学企业化反映了政府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地获得稳定的外部资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的趋势。大学评议会人数的减少意味着学术人员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这一切都表明大学的市场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显。大学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营利中心”(profit-makincenter),越来越多地吸纳了商业组织的风格、形式和方法。教什么课程、资助什么研究项目、为哪一级学生市场服务、采取什么招生政策,所有这些以往都是根据学术标准来决定,而现在变成了根据详细的“成本—收益”计算后,看能否带来商业利益来决定。在这样一个企业化环境里,市场而不是学术将决定研究的方向,大学研究人员被鼓励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企业教授”(entrepreneuriaprofessors),他的研究成果要能够给自己、大学和其他投资者带来利润。

    大学企业化后越来越明显的市场取向,已经使学者们产生了许多忧虑,他们担心公司文化渗透到大学,将导致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裂,使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研究者屈从于企业活动的压力,同时削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他们认为,大学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到企业活动中去,会损害大学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自由。前马来亚大学校长赛胡阿拉达在批评大学企业化政策时说,“大学有社会责任,政府应该给予本地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和民主,而不是企业化。”马来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佐摩也认为:“高等学府面对企业化的命运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我们声称要成为南洋模范时,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侮辱。”尽管面对种种非议,但由于政府财力实在无法负担日益沉重的高等教育支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还将沿着企业化和市场价值取向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4.经济危机的问题

    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为了防止外汇流失,马来西亚政府取消了原来对有孩子在国外进行全日制学习的父母实行税收减免的政策,鼓励家长把孩子留在国内大学受教育,凡是本地大学能够提供的科系,学生将留在本地大学就读,只有那些本地大学无法提供的科系,才会提供公费让学生到外国大学深造。1997年以后,政府组织的赴国外学习获得第一级学位的学生人数显著减少,甚至许多已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也被迫回国完成他们的学位。为了保证本国大学有足够的学额吸纳这些回国的学生,政府要求所有的大学增加招生人数。与此同时,许多私立学院与其国外合作伙伴重新谈判,允许学生在国内完成全部的姐妹计划,因为学生付不起最后一年到国外学习的费用。1998年7月,教育部允许10所私立学院提供“3+0”姐妹计划。对大多数学生而言,由于最后一年在国内学习,根据计划和伙伴大学的不同,可以节约50,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因而受到学生的欢迎。当然,那些能够付得起学费的学生仍然倾向于最后一年到国外大学去学习。